与新时代脚本下的汪小姐不同，玲子似乎是旧脚本下的女性缩影，她信奉的是“男人的钱在哪里，爱就在哪里”。所以才总是想方设法地向宝总“敲竹杠”，以此来确定自己在宝总心里的位置，更是以一种“家里人”的姿态帮宝总挑礼物哄汪小姐开心。
三年前机缘巧合之下，还不是宝总的阿宝在日本邂逅了银座的服务员玲子，玲子的举手之劳竟然换来了“当上老板娘”的兑现。
宝总把夜东京送给了玲子，玲子收下了；在汪小姐创业开公司时，宝总也买了一辆凯迪拉克送给汪小姐，却遭到了拒绝。这就是不同时代背景下、不同人物性格做出的不同选择。
玲子在银座见惯了风月场上超过平等关系的“礼物”，对这份礼物不误会是不可能的，这也是为什么玲子三年，没有好好经营夜东京，却一笔又一笔地“坑”宝总的钱，因为她和所有未觉醒的女性一样，存了一颗依附之心。
决心重拾事业后的玲子对李李说：“如果不是没有办法，没有哪个女人想出来做老板娘的。”这是一句非常具有局限性意义的觉醒——
觉醒在于玲子意识到自己不再依附宝总，要真正做老板娘了，而局限性在于玲子不像汪小姐一样受过良好教育、有原生家庭托底，所以做不到一开始就认定“我就是自己的码头”，反而是觉得自己“被逼上梁山”。
玲子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和残酷的契机，珍珠耳环事件引发她与朋友、宝总“撕破脸”，让她认清了现实，终于不再自欺欺人。
汪小姐和玲子虽然年龄不同、职业不同，但都犯过相似的错误，那就是对关系的误读。
没有受过什么教育、没有原生家庭兜底，玲子漂泊异乡三年鞠躬端盘子养活自己，想要靠着一棵大树，停进一个码头，也许是一种寻求安全感的本能。
现实让她明白，宝总是宝总，自己是自己，自欺欺人只会让自己尊严扫地。
汪小姐不曾主动依附于任何人或者组织，她一直以为自己在黄河路上拥有一席之地，但她不知道，别人对她的尊敬和27号、宝总都紧密相关。
现实让她明白，公司是公司，自己是自己，只有自己强大了才能赢得尊重。
剧中两位女性搞事业都伴随着和男主角的“分手”，现实生活中，女性的自我独立是否就一定意味着“断情绝爱”呢？
我们分担寒潮、风雷、霹雳；
我们共享雾霭、流岚、虹霓。
仿佛永远分离，
却又终身相依。
——舒婷《致橡树》
影视剧中为了强化戏剧冲突，经常让女性角色的事业的崛起伴随着感情的破裂，但现实生活中，精神独立并不是和亲密关系冲突对立。最好的亲密关系，或许就是舒婷《致橡树》中描述的，相互依赖又彼此独立。
亲密关系中的依赖很容易体会和理解，但亲密关系中的独立如何保持，却显得抽象难懂。美国心理学家罗兰·米勒在《亲密关系》中提到与之相关的两个观点：
第一个观点是：
“社会交换的微妙理论之一的‘较小利益原则’，这一观点认为：较少依赖于亲密关系的伴侣在关系中拥有更大的权力，或者说，当理想的亲密关系结束时，失去较少的一方会居于主导地位。”
如何做到关系结束时成为失去较少的一方？或许经济独立永远是最坚实的底气。
王家卫在谈及《繁花》中女性角色的塑造时说：“上海女人的底气，主要来自她们是全国第一批经济独立的半边天。
《繁花》里玲子说自己是“被逼上梁山”，汪小姐则有点像是“不蒸馒头争口气”，如果说玲子重启事业是为了“保留”尊严，那么汪小姐从零创业则是为了“赢得”尊严。没有谁比谁更先进、也没有谁比谁更容易，她们都是在各种故事背景下完成了自我突破！
《亲密关系》中还有另一观点是：
“人类动机的自我延伸模型认为，能扩展我们的兴趣、技能和经验的伴侣关系就能吸引我们。新奇的活动、新才能的发展和新的思想观点的获得，都具有内在的满足性。”
保持终生学习的习惯，是形成精神独立的有效途径，自我延伸并不是为了取悦伴侣，却能在亲密关系中有意外的收获。
为什么开始搞事业的玲子如此迷人？她专注菜品的创新、事无巨细地关注装修细节、热情招呼每一位客人，因为由内而外散发着一种新的生命力量，不同于依附宝总时的忸怩，重拾事业的玲子穿着正式的厨师服，整个人都变得笔挺了。
汪小姐也是如此，虽然被下放到基层辛苦邋遢，却丝毫不影响她的能量场，每一天她都像个元气少女迎接新的挑战！搬货物、敲钉子、学电焊，每一项都好像不属于黄河路上汪小姐的技能，却毫不违和地展现了她学习新事物的能力。
为什么我们经常谈论“女性独立”，却鲜少有人说“男性独立”？因为就像波伏娃在《第二性》中说的：
“男人的极大幸运在于不论在成年还是小时候，他必须踏上一条极为艰苦的道路，不过这是一条最可靠的道路；
女人的不幸则在于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，她不被要求奋发向上，只被鼓励滑下去到达极乐。当她发觉自己被海市蜃楼愚弄时通常为时太晚，她的力量在失败的冒险中已被耗尽。”
现实生活中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“故事背景”，有人像汪小姐一样受过良好教育，清醒地认识自己的主体性，也会有人像玲子一样曾被“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”。
所谓“闻道有先后”，女性的成长没有统一模板，最重要的是“认识你自己”，不依附于任何人、不断接受新事物、不断突破自我的局限，就是最大的成长。